登科记考

    专著。清徐松撰。二十八卷。松对于文献整理做出了重要贡献，《宋会要辑稿》、《唐两京城坊考》、《登科记考》等书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唐人重科举，尤重进士，于是产生了记录同榜及第者姓名、郡望、年龄、行第的题名录《登科记》。至宋代，这些书多已残佚，因而又出现了宋人的补作。唐代登科记和宋人补作，在清代均已失传，仅《文献通考》卷二九还保存了一份唐登科记总目，记载了某年设有什么科，录取多少人。据徐松考证，这一总目即采自宋人乐史补作的《登科记》，他以此为纲，从大量的史籍、方志、类书、总集、别集、笔记小说、碑志石刻中勾稽资料，条分缕析，进行填补，纂辑成一部编年体的《登科记考》，道光十八年(1838)成书。作者附加了许多考据性按语，对研究工作者很有帮助。此书卷一至二四为唐代之部，卷二五、二六为五代之部。卷二七记登第年代不详的人物。卷二八为《别录》，排比有关科举的散见记载。还采录了与科举有关的诏令、奏疏、轶事，以及科场文章和诗赋。它实际上是一部经过认真考订的唐五代科举资料编年。唐代文学家多出身科举，此书提供了不少有关他们生平的资料，有助于知人论世。所载诗文，还反映了不同时期文风的嬗变，从中可以考见唐代文学与科举的关系。传世的唐人名篇，有些即来自科场，如钱起的《湘灵鼓瑟诗》就是天宝十载(751)应进士试之作。但这部书也存在一些错误和缺漏，尤其是近几十年来唐代墓志大量出土，登科人物可补者尚多。此书在清末由王先谦刻入《南菁书院丛书》，这是它的唯一刻本。一九八五年中华书局出版了赵守俨的点校本，对于刻本和作者引书的错字有所校正，在格式上也作了合理安排，较旧本眉目清楚，书末并附有岑仲勉的《登科记考订补》和张忱石所编人名索引，颇便阅读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