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古文运动
唐代古文运动是兴盛于唐代中、晚期的一次革正文体、文风的运动，它同时表现为散文创作的大繁荣，造成了中国古典散文发展的又一个高峰。当时所谓“古文”，是指与骈体对立的奇句散体的文体。它的倡导者与创作者自觉地以这种文体上承周、秦、盛汉的行文体制，以与“俗下文字”的骈俪文相对立，故谓之“古文”。古文兴盛结束了六朝至唐初骈文统治文坛的局面，扭转了文坛的风气，在散文的思想与艺术发展上也都取得了重大成就。
自魏晋以后，文坛上骈俪化的倾向日渐严重。至齐梁时期，骈文达于鼎盛；延至唐初，风习因循未改。骈文要求字对句比，追求浮词丽藻，讲究使典用事与声韵高下，正与空洞、含混、浮靡的文章内容相表里，表现为严重的形式主义、唯美主义文风。就在这种文体的极盛时期，已出现了对它进行抵制和变革的努力。在南朝，齐梁时期刘勰在《文心雕龙》里已明确提出“宗经”、“明道”的主张；裴子野《雕虫论》则批评文坛“摈落六艺”、“淫文破典”的习俗。在北朝，西魏末宇文泰执政时曾提倡文体复古，有苏绰仿《尚书》作《大诰》；北齐颜之推主张文章“原出《五经》”，抨击“趋末弃本，率多浮艳”、“流宕而忘归”(《颜氏家训·文章》)的华靡文风。隋朝立国，社会动荡，政务繁兴，浮艳不实的骈体文不合统治者行政理事的需要，隋文帝杨坚曾普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朝臣李谔也上书请以朝廷功令革正文体。这些改革文体的要求与实践，主要着眼在如何发挥文章的实际效用方面，且多是自上而下的，并未产生大的效果。
入唐以后，在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的调整中，庶族士大夫提高了社会地位，依靠政能文才进身的出身阶层低微的文人成为政坛上积极活跃的力量，他们也成为发展文化的主要承担者。在这种新的形势之下，日益增长着变革六朝以来诗文创作淫靡风气的要求。在魏徵《隋书·文学传序》和令狐德棻《周书·王褒庾信传论》里已鲜明地指斥梁陈文风“淫丽”、“轻险”，要求文质并重。杨炯《王勃集序》中也批判龙朔初年文坛“争构纤微，竞为雕刻”，“骨气都尽，刚健不闻”。陈子昂不仅是诗坛革新的先驱，其散文“惟诸表序犹沿俳俪之习，若论事书疏之类，实疏朴近古”(《四库全书总目》)。这都是全面革正文体在舆论上与实践上的准备。
到公元八世纪中叶即“安史之乱”前后，这正是唐代各种社会矛盾激化并终于促成动乱勃发的时期，对古文的提倡渐成声势。这一时期有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等一批人继起，主张以宗经为作文宗旨，以崇雅黜浮相号召。萧颖士说“平生属文，格不近俗，凡所拟议，必希古人，魏晋以来，未尝留意”(《赠韦司业书》)，明确表示以复古为职志。而元结为人“其心古，其行古，其言古”(颜真卿《唐故容州都督兼御史中丞本管经略使元君表墓碑铭》)，作文更矜创求奇，力避骈偶，被认为是有唐一代古文创作取得实绩的第一人。此后到唐德宗贞元年间，又有韩会、柳冕、梁肃等对文体复古继续鼓吹。这半个世纪左右是古文运动逐渐形成的时期。
到八、九世纪之交的贞元后期，韩愈、柳宗元登上文坛，把古文创作带入了隆盛时期。韩、柳都有杰出的才华，在创作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他们又总结历史的和个人实践的经验，提出了革正文体、文风和发展散文的系统主张；他们还广为号召，援引后学，扩大影响，一时间造成古文创作群趋影附之势。当时不只有一批后学如樊宗师、李翱、皇甫湜、李汉、沈亚之等人全力追随，多有创获；一时文坛、诗坛上的著名人物如吕温、白居易、元稹、刘禹锡、舒元舆等也群起响应，从而形成了古文笼盖文坛的局面。在到韩愈去世的长庆末这三十余年间，古文创作极盛，成为中国散文史上又一个辉煌发展的高峰。
此后，唐代文坛虽未再出现韩、柳那样的大家，但在韩、柳开拓的发展道路上仍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如杜牧的论说文字气势凌厉，析理深刻，言辞博辩，向称晚唐文坛第一人；孙樵学皇甫湜，为文抉奇求异，但抨击现实，章章激烈；晚唐散文中小品文更大为繁荣，代表作家有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人，他们愤世嫉邪，讽刺尖刻，被鲁迅称赞是当时文坛“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铓”(《小品文的危机》)。但韩、柳以后，时代动荡衰败，文坛亦难以振作；古文的发展又突显出其内在的矛盾。在韩门后学中，就有以李翱等为代表的追求平实通达和以樊宗师、皇甫湜等为代表的求异趋奇的两派。求平实则忽略艺术上的独创，趋新异则流于形式的追求，这都显示了一定的偏颇。到会昌年间以后，骈文又有复兴之势。李商隐作为一代诗坛大家由习古文而改写骈文，就代表了这种趋势。到五代宋初，骈文又一度占据了文坛的主导地位，新的改革要宋代新一辈诗文革新家来完成。
唐代古文运动的纲领是“文以明道”。这是继承、发挥了刘勰《文心雕龙》的观点，又是传统儒家文艺观的新概括。早期倡导古文的人已明确提出文章要“以五经为根源”(独孤及《检校尚书吏部员外郎赵郡李公中集序》)。韩愈、柳宗元则更明确地主张“明道”(韩愈《争臣论》、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韩愈说：“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答李季才书》)这就把表现古先“圣人之道”当作为文的主旨。古文家以“圣人之道”正大充实的内容来抵制和纠正骈文的游词无根与绣绘雕凿；又由于他们普遍地热心世用，关心民瘼，多发扬了儒家仁爱之说，在文章中表现出经世济民、批判现实的精神，使“明道”之文更富于思想内容，起到积极的社会作用。如具体分析古文家的思想，由于唐代佛教盛行，颇有些人如李华、梁肃、柳宗元等是崇释好佛的。但即使是这些人，论文章一般也还是要求宗儒道的。到了韩愈，更以继承儒家“道统”为己任，有意识地把文体复古与儒家复古统一起来，使文体改革有了更正大的义理上的依据，也使古文运动的儒家色彩更明朗，从而使古文的发展与儒学的振兴相一致。这对以后文学与儒学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古文家“文以明道”的另一面是为明道而重文。他们实践上所致力最多的方面是在文章而不在经术。韩愈表明自己是“志在古道，又甚好其文辞”(《答陈生书》)。他们虽然志在“复古”，实则以复古之名行创新之实。他们对古代文章广泛继承，含英咀华，发为文章，旁推交通，闳中肆外。他们不只注意继承儒家经典的文章与语言，还特别注重诸子与《史》、《汉》的传统，也不废六朝辞赋、小说的骈偶之语、华艳之词。在批判地汲取前人创作成果的基础之上，他们不循轨辙，力为矜创。韩愈提出“词必己出”(《南阳樊绍述墓志铭》)，“惟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柳宗元力求“得其高朗，探其幽赜”(《与友人论为文书》)。这样，他们在文体、文风、文学语言、写作技巧等方面都发挥了巨大的创造力。他们的“古文”不是模拟先秦盛汉文章，而是继承了直至陈隋唐初包括骈文在内的散文长期发展成果而重新创造的产物。古文运动在文体史上开辟了全新的篇章。
“古文运动”创造性地发展了多种古典散文体裁，古文家创作一大批优秀散文作品，又标志着散文发展史的新阶段。古文成熟期的作品虽然仍未摆脱中国古典散文实用性与社会性的基本特色，但富于个性的艺术创造特色和审美意识却已表现得非常突出。传统的史传、议论、书序等体裁都更讲究写作艺术，又发展了小品文、寓言、游记等更富独创性的散文形式。例如元结的小品文，韩愈的碑传、书序，柳宗元的议论文、山水记，杜牧的政论等，在艺术上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不少传世的名篇成为历代写作的典范。“古文运动”作为文学散文发展的新阶段，意义也十分重大。
唐代古文运动以后，骈体文尽管在一定范围内(特别是朝廷功令和官场应酬文字)仍被长期使用，甚至如五代宋初一时重占文坛的主导地位，但直到近代普遍推行语体文以前，古文的各种文体是文学散文的体裁；单篇结撰的散体文章也是文章著述的主要形式。从一定意义上说，唐代古文为后代文章的写作技巧、文风、文学语言提供了范本。而从直接影响看，宋代的诗文革新运动正是在唐代古文运动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明代唐顺之、归有光等人的“唐宋派”古文，清代方苞、姚鼐等人的“桐城派”古文，都以追仿唐宋古文相号召，从一定的方面继承、发展了唐、宋人的成绩。近、现代散文创作和文章写作对唐代古文亦多所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