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史 李商隐 唐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
何须琥珀方为枕，岂得真珠始是车。
运去不逢青海马，力穷难拔蜀山蛇。
几人曾预南薰曲，终古苍梧哭翠华。
【赏析】：
李商隐以其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艺术上的创新精神，创作了占他全部诗篇七分之一强的史诗，它们扩展了传统咏史诗的涵量，丰富了咏史诗的题材，探索了咏史诗新的手法，思想性艺术性臻于和谐统—，在咏史诗的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李商隐的咏史诗不仅咏古况今，充分反映了他进步的历史观，而且借古讽今，含蓄地表达了他的现实主义倾向，同时还借题寄慨，委婉地抒发了他怀才不遇的苦闷。相对时政的深沉感慨，扩大了咏史诗的表现容量。
咏史诗以历史故事或传说为题材，与诗人的历史观有密切的联系。李商隐的咏史诗之所以写得好，是因为他用发展变化的历史观分析社会变化，将国家的兴亡归因于“人为”。在《览古》中，他把纵的历史与横的观实联系起来指出：“莫恃金汤忽太平，草间霜露古今情”，深刻地警告晚唐统治集团：一切都在变化，金城汤池并不能永保国家不衰亡。他还根据兴亡的史实，概括为“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咏史》)，提出了一切政权成败的关键在他对历史的一个根本认识是：“又闻理与乱，系人不系天。（《行次西郊作一百韵》）在系于何人的问题上，尽管他受时代的局限，还只能将理乱的命脉系于帝王，但在他的诗中，大都是指责他们败乱国家的。因此这种揭露更有进步意义。“系人不系天”的思想贯穿于李商隐全部的咏史诗中。最显著的是一首《咏史》(北湖南林水漫漫)，说明了兴亡有道，不关天命。他又说：“自是当时天帝醉，不关秦地有山河”（《咸阳》）。秦并天下不系于得山河之险。他既然认为理乱兴亡有线索可寻，又存有“乘运应须宅人荒，男儿安在恋池隍”(《题汉祖庙》)的雄心，因此，虽然古来人事代谢，仍觉事有可为。并不悲观。在强调人为的同时，诗人又突出批判了把地域条件、天命王气作为精神支柱，毫无顾忌地苟安享乐的封建统治者。如《南朝》：“地险悠悠天地长，金陵玉气应瑶光，休夸此地分天下，只得徐妃半面妆。”此诗举梁事以概南朝，巧妙地将“半面妆与分天下”联系起来，辛辣地讽刺了腐朽昏聩的建统治者迷信王气，自恃天险，不图进取，自食亡国之果。这些明确的以古鉴今的态度，包含着深刻的用意，比前人的认识更自觉完整。
其次，诗人常托古讽今，集中地揭露了一些亡国之君因沉湎女色，穷奢极欲而导致亡国灭身的历史现象。他对于历代著名的好神仙、好酒色的帝王以及荒淫无耻的亡国败国之君，如周穆王、陈后主、隋炀帝、唐玄宗都给予了不同程度的讽刺，从而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了他的现实主义倾向，起到一定的讽谏作用。如《南朝》中“谁言琼树朝朝见，不及金莲步步来”，《齐宫词》中“梁台歌舞三更罢，犹自风摇九子铃”，《隋宫》中“春风举国裁宫锦，半作障泥半作帆”。像这样内容和风格的诗在他的咏史诗中占着绝大部分。这说明诗人从现实生活的观察中，看出了那个时代的一些帝王已经踏上前朝的覆辙，不可避免要走向灭亡的深渊。只因为不敢正面揭发所以借咏史讽刺。但李商隐在不少的咏史诗中过分地把沉湎女色看成是亡国的最大原因，而忽视政治、经济和阶级矛盾等更重要的因素，这是受他的阶级出身和时代历史的局限所致。诗人于中唐以来的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牛李党争，国亡加速，虽站在维护唐王朝利益的立场上，在咏史诗中虽是曲折的但也是“微而显”地表明自己的主张和对时局的激愤。《韩碑》分通过对唐宪宗时韩愈撰写的《平淮西碑》的赞颂，表达了作者坚持统一，反对藩镇割据的政治态度；当然李商隐的咏史诗都有现实背景，指事切近。宪宗服金丹求长生，反而暴卒，葬于景陵。他作了—首《过景陵》诗咏其事：“武皇精魄久仙升，帐殿凄凉烟雾凝，但是苍生留不得，鼎湖何异魏西陵。除宪宗外，李商隐身历的诸朝中．穆宗、武宗也都好神仙。武宗也因此成疾，他便写了大量咏史诗讽刺帝王求仙。如《华岳下题西王母庙》等。敬宗以年少继位，荒淫无度，故李商隐每在诗中借民间对北齐后主高纬的称呼——“无愁天子”以点醒之。如《陈后宫》，《富平少候》，冷隽地讽刺了不知忧国忧民、整日醉生梦死的最高统治者。
再次，李商隐更可贵的地方是：他认识到一切败亡的祸根，都在于最高统治者皇帝贤愚不分、不重视人才和骄奢淫佚、好女色、好求仙。因此，他咏史诗里的皇帝便主要是两类典型。他在《瑶池》和《贾生》等诗中辛辣地讽刺了帝王们求神仙的虚妄无益和他们爱人才爱百姓不及好神仙的愚行。帝王们求神仙的虚妄是以前诗坛上常写的题材，然而，李商隐写出了比别人不常有的深刻思想。这主要表现在：他不只写皇帝不重视人才或爱好求仙，而是把二者对比起来写。如“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贾生》)，“侍臣自有相如渴，不赐金茎露一杯”(《汉宫词》)。并且，他不只写皇帝奢华淫乐，而是把它与误国、亡国联系起来写。
何须琥珀方为枕，岂得真珠始是车。
运去不逢青海马，力穷难拔蜀山蛇。
几人曾预南薰曲，终古苍梧哭翠华。
【赏析】：
李商隐以其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艺术上的创新精神，创作了占他全部诗篇七分之一强的史诗，它们扩展了传统咏史诗的涵量，丰富了咏史诗的题材，探索了咏史诗新的手法，思想性艺术性臻于和谐统—，在咏史诗的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李商隐的咏史诗不仅咏古况今，充分反映了他进步的历史观，而且借古讽今，含蓄地表达了他的现实主义倾向，同时还借题寄慨，委婉地抒发了他怀才不遇的苦闷。相对时政的深沉感慨，扩大了咏史诗的表现容量。
咏史诗以历史故事或传说为题材，与诗人的历史观有密切的联系。李商隐的咏史诗之所以写得好，是因为他用发展变化的历史观分析社会变化，将国家的兴亡归因于“人为”。在《览古》中，他把纵的历史与横的观实联系起来指出：“莫恃金汤忽太平，草间霜露古今情”，深刻地警告晚唐统治集团：一切都在变化，金城汤池并不能永保国家不衰亡。他还根据兴亡的史实，概括为“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咏史》)，提出了一切政权成败的关键在他对历史的一个根本认识是：“又闻理与乱，系人不系天。（《行次西郊作一百韵》）在系于何人的问题上，尽管他受时代的局限，还只能将理乱的命脉系于帝王，但在他的诗中，大都是指责他们败乱国家的。因此这种揭露更有进步意义。“系人不系天”的思想贯穿于李商隐全部的咏史诗中。最显著的是一首《咏史》(北湖南林水漫漫)，说明了兴亡有道，不关天命。他又说：“自是当时天帝醉，不关秦地有山河”（《咸阳》）。秦并天下不系于得山河之险。他既然认为理乱兴亡有线索可寻，又存有“乘运应须宅人荒，男儿安在恋池隍”(《题汉祖庙》)的雄心，因此，虽然古来人事代谢，仍觉事有可为。并不悲观。在强调人为的同时，诗人又突出批判了把地域条件、天命王气作为精神支柱，毫无顾忌地苟安享乐的封建统治者。如《南朝》：“地险悠悠天地长，金陵玉气应瑶光，休夸此地分天下，只得徐妃半面妆。”此诗举梁事以概南朝，巧妙地将“半面妆与分天下”联系起来，辛辣地讽刺了腐朽昏聩的建统治者迷信王气，自恃天险，不图进取，自食亡国之果。这些明确的以古鉴今的态度，包含着深刻的用意，比前人的认识更自觉完整。
其次，诗人常托古讽今，集中地揭露了一些亡国之君因沉湎女色，穷奢极欲而导致亡国灭身的历史现象。他对于历代著名的好神仙、好酒色的帝王以及荒淫无耻的亡国败国之君，如周穆王、陈后主、隋炀帝、唐玄宗都给予了不同程度的讽刺，从而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了他的现实主义倾向，起到一定的讽谏作用。如《南朝》中“谁言琼树朝朝见，不及金莲步步来”，《齐宫词》中“梁台歌舞三更罢，犹自风摇九子铃”，《隋宫》中“春风举国裁宫锦，半作障泥半作帆”。像这样内容和风格的诗在他的咏史诗中占着绝大部分。这说明诗人从现实生活的观察中，看出了那个时代的一些帝王已经踏上前朝的覆辙，不可避免要走向灭亡的深渊。只因为不敢正面揭发所以借咏史讽刺。但李商隐在不少的咏史诗中过分地把沉湎女色看成是亡国的最大原因，而忽视政治、经济和阶级矛盾等更重要的因素，这是受他的阶级出身和时代历史的局限所致。诗人于中唐以来的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牛李党争，国亡加速，虽站在维护唐王朝利益的立场上，在咏史诗中虽是曲折的但也是“微而显”地表明自己的主张和对时局的激愤。《韩碑》分通过对唐宪宗时韩愈撰写的《平淮西碑》的赞颂，表达了作者坚持统一，反对藩镇割据的政治态度；当然李商隐的咏史诗都有现实背景，指事切近。宪宗服金丹求长生，反而暴卒，葬于景陵。他作了—首《过景陵》诗咏其事：“武皇精魄久仙升，帐殿凄凉烟雾凝，但是苍生留不得，鼎湖何异魏西陵。除宪宗外，李商隐身历的诸朝中．穆宗、武宗也都好神仙。武宗也因此成疾，他便写了大量咏史诗讽刺帝王求仙。如《华岳下题西王母庙》等。敬宗以年少继位，荒淫无度，故李商隐每在诗中借民间对北齐后主高纬的称呼——“无愁天子”以点醒之。如《陈后宫》，《富平少候》，冷隽地讽刺了不知忧国忧民、整日醉生梦死的最高统治者。
再次，李商隐更可贵的地方是：他认识到一切败亡的祸根，都在于最高统治者皇帝贤愚不分、不重视人才和骄奢淫佚、好女色、好求仙。因此，他咏史诗里的皇帝便主要是两类典型。他在《瑶池》和《贾生》等诗中辛辣地讽刺了帝王们求神仙的虚妄无益和他们爱人才爱百姓不及好神仙的愚行。帝王们求神仙的虚妄是以前诗坛上常写的题材，然而，李商隐写出了比别人不常有的深刻思想。这主要表现在：他不只写皇帝不重视人才或爱好求仙，而是把二者对比起来写。如“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贾生》)，“侍臣自有相如渴，不赐金茎露一杯”(《汉宫词》)。并且，他不只写皇帝奢华淫乐，而是把它与误国、亡国联系起来写。
